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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第一财经)
李成: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外民间交往有很大的前景,香港在推进中外民间交往方面有很大优势。
加强中越经济战略对接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及将“两廊一圈”经济走廊拓展至重庆等两国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双方鼓励和支持有实力、有信誉、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将为此营造公平便利的营商环境。欢迎两国企业合作研究应用5G技术。加强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发挥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模式研究工作组作用,积极探讨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试点,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国企改革和管理经验交流,开展人员培训合作。用好两国金融与货币合作工作组,就金融货币领域政策调控和改革加强信息沟通与经验共享,落实好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探讨扩大本币结算范围,提高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在符合各自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探索开展关键矿产合作。加快落实传统医学院二分院、越中友谊宫维修维护以及其他民生领域合作项目。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香港4月15日电 (魏华都 黄岩妮)4月15日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升旗队总会当日举办2025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联校升旗礼,吸引全香港超过300所学校参与,参与师生人数逾16万名。
菲律宾旅游部介绍,即日起,讲中文的游客可在当地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时至下午5时,直接拨打呼叫中心热线151-TOUR或151-8687,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获取咨询服务与帮助。
展览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为主题,通过逾500幅图片和文字、影片,重点展示过去一年国家最新发展成果,以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成就。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据统计,2024年丽江市接待游客806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8.45%,旅游总花费1382.23亿元、同比增长6.41%;今年一季度,全市接待游客2007.64万人次、同比增长4.3%,旅游总花费327.61亿元、同比增长1.83%。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怎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我认为要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抓住城市化、服务业、社会福利、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机会,保证就业。“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产业的发展也将给中小型民营企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完)
中国篮球协会竞赛部部长肖红安也表态,将从严管理裁判队伍,坚决防止假球、黑哨、球场暴力等问题。这种对赛场纪律的严格把控,为文明观赛提供了保障。4月11日广东队对阵上海队的季后赛中,裁判对广东队球员任骏飞的恶意动作果断升级为夺权处罚,这一判罚获得了舆论的广泛认可。
近期,他接受“东西问”专访时感慨,香港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他“很庆幸”在国际形势乱云飞渡的时刻来到香港,从事中国研究、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研究、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而对于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作出哪些新的更大贡献?香港如何促进中西方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人文交流合作?他也阐述了自己的思考。